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北,以及北京对台北的强烈反应——包括其军事演习——将台海战争的可能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这场持续的台海危机中,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外国观察家很难忽视中国公众中极端民族主义和反华盛顿情绪的急剧上升。 可以理解的是,外国分析人士对中国决策者对台湾开战的意愿以及这场战争可能如何展开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估。

与主要是陆战的俄乌战争相比,台海战争的前景将因其地理性质和相关力量的战略目标而大不相同。 根据美国国防部2021年11月关于中国军队的报告,在这样的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将在空中、陆地、海上、数字网络和太空领域大力挑战美国。 更具体地说,根据同一消息来源,中国已开始建造至少三个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ICBM)发射井场,这些发射井场将累计包含数百枚新洲际弹道导弹。

本系列的前三篇关于二十大前夕具有深厚航空背景的中国技术精英的文章重点关注两个平行的快速发展:1)中国航空航天工业的进步和2)火箭科学家的日益突出在党的领导下。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航空技术和太空平台可以是两用的,可以推进民用和军用任务。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采取军民融合(MCF,军民融和)发展战略,模糊了大数据、半导体、核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多项领先技术的军民应用、飞机发动机、造船、5G、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MCF 在航空和航天领域尤为普遍。 中国军工综合体前 10 强中,有 8 家与航空航天有关,其中 3 家分别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CASC)、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CASIC)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AVIC)——主要专注于航空和航天。 对 MCF 发展战略的详细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宇宙俱乐部”在中国领导层中迅速崛起的影响,以及解放军对台湾的战争准备和战略操纵。

军民融合:概念与背景

军民融合或军民融合的概念对中国来说既不新鲜,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做法。 在毛泽东时代,1960 年代中期所谓的三线建设战略(三线建设)涉及到内陆地区,特别是中国西北和西南省份的大规模军工建设和迁移。 越南战争升级,尤其是中俄关系迅速恶化和两国军事紧张局势日益加剧,推动了三线运动的发展。

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中国在三线地区投资2050亿元,占全国工业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39%。 这次战略性搬迁以深远的方式使中国最不发达和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工业化和转型。 然而,在 1980 年代,中国政府将重心从三线军转移到运用军事工业能力和技术来建设民用经济。

对于国外 MCF 的经验,很多中国学者经常引用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 1994 年发表的《评估军民融合潜力:技术、过程和实践》的报告作为“原始概念的杰作”。 MCF。” 报告提出,将军工科技发展与较大的民用科技企业相结合,形成全国统一的科技产业基地。 这样的基地可以更好地满足军事和民用两方面的需要,推动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用中国分析人士的话来说,“为了确保21世纪的绝对军事优势,美国强调在民用经济中利用高科技爆炸来实现国防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当然,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发展与当今的军民融合发展,以及中国的军民融合实践与美国的军民协同发展模式,都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中国根本就没有民营经济。 现在,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占中国经济的一半以上,并与国际商业和科技界有着良好的联系。 习近平的“全国动员体系”(juguo tizhi)在分配国家资源——政治、行政、财政和人力——以促进有针对性的国家项目,特别是在航空和航天工业方面,比中国的外国竞争对手更加重视。

习近平推进军民融合的战略举措

在 2012 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后不久,习近平就为中国到 2050 年成为科技强国的目标起草了蓝图。他还发展了民用和军用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在太空探索和扩大航天领域。一支火箭队,是他政府的重中之重。 2013 年 3 月,习近平在与解放军全国人大代表团的会晤中,要求起草“发展军工大文章”。 一年后,在与同一小组的另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将 MCF 视为“国家战略”。 用习主席的话来说,“MCF 既是兴国之举,也是强军之策”(兴国之举,强军之策)。 归根结底,MCF 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战略,它使解放军能够准备、战斗并赢得高科技战争。

2015 年 12 月,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宣布成立两支新的解放军部队:1)解放军火箭军,这是对原二炮部队的升级改造,将战略和核导弹部队转变为一支独立的服务部队,以及 2) 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这两个新命名的部队与解放军海军、解放军空军和解放军陆军同级。

次年,在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内,一个重要的部门——航天系统部(航天西同部)成立,负责监督国家的重点军事航天项目。 正如总部位于美国的中国航天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这支中国航天军几乎是在美国太空部队(USSF)成立的四年前成立的。 2019 年 12 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签署了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A),并成立了美国武装部队第六分支 USSF。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2017年1月,为了更好地落实政策,协调军民两军,中共领导层成立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CMCFDC)。习近平担任委员会主任,李克强总理和另外两名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委员刘云山、张高丽任副主任。 张还兼任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另有23名党、国务院和解放军高层领导担任委员会委员。 表 1 列出了 CMCFDC 的这 27 个创始成员。 政治局常委7人中有4人,25人中有10人,中央委员会10人中有5人任职。 多位中央机关负责人和国务院部长也出席了委员会。

2017年秋季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继续担任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但两名新的PSC委员王沪宁和韩正取代了刘和张。 韩正副总理和他的前任张一样兼任办公室主任。 这些党国最高领导人在这个委员会任职,反映了这个跨部门领导机构的重要性和最高召集力。

直到几个月前,中国商飞公司(COMAC)原董事长、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公司原副总裁金壮龙(1964年)担任中飞公司常务副主任。 裴锦佳(1963年),原国台办副主任,习近平在福建多年的长期同事,任该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2022年夏,任党委书记、工信部部长,裴升任党委书记、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 金是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和十九届中央委员,裴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两人都极有可能在即将召开的第 20 次党代会上担任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在未来的几年里,金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民用和私人资产的应用

MCF 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利用民用和私人资产来提高解放军的能力。 自 1990 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航空航天企业获得中国私人资本的能力及其与外国公司的合作协议“对其获取或开发新技术和提高制造能力的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

同时,中国政府齐心协力减少商业工业与国防工业基础之间的壁垒。 政府还在整个中国航空航天行业设立了众多“创新研究中心”,推动衍生和衍生技术为商业公司和军队提供帮助,从而加强中国的两用技术自主创新体系.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设立了许多有针对性的国家基金,为具有国防用途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 一些外国消息人士称,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中国设立了一个资本基金(约 556 亿美元至 730 亿美元),用于投资开发具有潜在军事应用潜力的技术的私营部门公司。

亚历克斯·斯通和彼得·伍德的一项研究显示,2019 年,约有 2%(150,000 家中的 3,000 家)的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涉足国防工业和供应链。全国相关企业从 2016 年的 80 家增加到 2019 年的 141 家。与此同时,一些省市政府也宣布了将军事技术作为其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的计划。 例如,湖南省在 2017 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增长目标:军用技术在民用产品中的应用使经济年增长率达到 15%。

民用/私营部门和军事技术进步的整合和并行增长是 MCF 的核心目标。 另一个目标——在民间/私营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为解放军备战招募青年人才、顶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从党的领导层来看同样重要。 以下文章将重点关注“宇宙俱乐部”军事成员在北京决策圈中日益突出的地位。



Source: www.brooking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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